赵京华:“近代的超克”与“脱亚入欧”──关于东亚现代性问题的思考

admin 喜达娱乐 2019-09-10 03:29:03 5134

  一、引言

  

  世界体系理论创始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al Wallerstein)依据个人的经验指出,二战前后广为流行的“现代性”一词包含着两种明确的含义:一个是指最先进的技术,且强调技术进步的不断创新和永无休止,这种现代性通常表现在有形的物质上,具有更多的积极性和前瞻性;另一个是指反对中世纪、强调理性和社会的进步、解放、革命,而具有更多否定性和战斗性以及意识形态性的概念。这两种现代性大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反,而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又密切相关,因而产生了严重的混乱,致使人们失望幻灭(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2002:126-127)。沃勒斯坦的上述理解与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著《关键词》一书对“现代的”一词之解释基本一致 (雷蒙·威廉斯,2005:309)。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有关现代与后现代的论争,又使现代性的含蕴变得更为扑朔迷离。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沃勒斯坦等人乃是基于世界中心国家即现代性起源地西方的历史经验做出上述定义的,它与非西方的边缘或后发展地区如东亚在一百五十年来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体验到的“现代性”多有不同。

  1934年,日本文学家谷崎润一郎是这样描述他的“近代”①体验的:“既然日本已经沿着西洋文化(现代文化)发展之路迈出了第一步,那么便只好抛下老人勇敢地向前迈进。不过我们还必须觉悟到,限于我们肤色的无法改变,我们将永远背负着本民族文化之损失走下去。”(谷崎润一郎,1975:52)1942年,京都学派哲学家高坂正显则强调是西方“把我们拖入了这个近代‘世界’,而且与原来各自的意图相反,使我们不得不回归到东洋自身的立场上来,这里存在着世界理性的狡狯。”(参见高坂正顕,1942)科学哲学家下村寅太郎指出:“虽然近代来自于欧洲,但事实上也已成为我们自身的近代了,还包括我们获得了近代这种状况,都说明近代具有世界性。……近代便是我们自身,近代的超克也便是对我们自身的超克。”(河上彻太郎、竹内好,1979:112-113) 1948年,反欧洲现代性的思想家竹内好则给“东亚之近代”以如下定义:“抵抗的历史便是近代化的历史,不经过抵抗的近代化之路是没有的。欧洲通过东洋的抵抗,在将东洋包括到世界史中来的过程中,确证了自己的胜利。……而通过抵抗,东洋使自己近代化了。”(竹内好,2005:186-187) 1994年,思想史学者子安宣邦在反省战争与日本知识分子的现代化论时进而指出“近代便是我们自身”,这个认识不仅在那次座谈会上是个例外,即使在近代主义话语支配着言论界的战后,依然是一种例外。就是说,战争诱发下出现的现代化论话语其所暴露出来的现代视角,或者观察“近代”的认识架构,基本上被战后继承了下来,或者依然在时代转化的今天被不断再生、反复着。(子安宣邦,1996:155-156)

  作为在非西方地区首先实现现代化并成为世界霸权体系中的一员,而于1945年又迎来了帝国之决定性毁灭的日本人,上述文人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感受不仅显出严重的混乱和矛盾,而且更流露出对于因被动现代化而将丧失自我主体(东洋)的危机感。他们明显地感受到在西方现代性之外存在一个东洋的现代性,或者说在被动接受了西方现代性之后才产生了东亚的现代性,两者在时间上先后有别而在关系上主动与被动分明,并把现代化本身等同与西方化。如果说,在西方对现代性理解的混乱来自于沃勒斯坦所谓物质技术的现代性与作为意识形态之现代性的两者间既联系又矛盾的关系,那么,非西方国家或地区如日本所感到的混乱,则主要是由于西方的现代性与东亚自身的现代性两者之间既同一又矛盾对抗的关系所造成。从宏观的人类历史和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角度讲,这个“东亚现代性”真的存在与否可能还是一个问题,这里暂且不论。如果将上述日本人的体验放到明治维新以来的历史脉络中观察,会发现它常常导致“脱亚入欧(美)”与“回归东亚”两种交替起伏或往复运动的思想心理趋向,而在日本国家富国强兵的现代化国策中则体现为“欧洲原理”和“亚洲原理”的分而用之,即面对欧洲要求其承认日本在东亚的“霸主”地位时采用后者,而在面对亚洲主张驱逐旧殖民势力的欧美,并承认日本之“盟主”地位时则依据前者。笔者认为,这个“脱亚入欧(美)”路线,不仅可以用来说明日本的现代性含蕴,同时也能够呈现出“东亚现代性”的某些结构特征。

  鉴于现代性概念的异常混乱和复杂,与其讨论它的规范含蕴,不如透过历史去了解它在不同地区内人们实践中的经验,从而达到认识我们自身的目的。在一百五十年的现代化进程中,日本曾经有过光荣的成功和悲惨的失败。新兴国家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实现了现代化,又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二十年危机时期,即旧有的世界霸权结构分崩离析而国际政治秩序发生重大重组的时代,作为帝国主义霸权的一极深深介入到以殖民侵略的方式称霸世界的历史进程中。与此相呼应,日本知识精英阶层就现代化与现代性、物质技术进步与精神文化危机、西洋与东洋等等议题,发表了深浅不一而极具现代性后发展地区和国家特殊历史经验的意见和见解。这些深浅不一、纷繁复杂的见解集中而凝缩地体现在1942年于京都召开的“知识合作会议”,即被命名为“近代的超克”之座谈会中。这个座谈会的议题不仅传达出了二战前日本人对现代性的矛盾体验,还在二战以后每当世界政治秩序发生重组和日本内部出现社会变动的时刻一再被提起和重述。然而,这个“近代的超克”论式的现代性叙述,一方面代表了几代日本知识者的思考而已然成为思想史的标本,另一方面由于它并没有跳出叙述对象所规定的现代性思维范畴,因此未能对日本一百五十年的现代化道路给出根本性的反思和批判。本文以二战前后日本“近代的超克”论之话语史为分析对象,在解构和反省内在于这一话语的东西方二元结构论弊端的同时,关注与此互为表里且更具政治实践性格的“脱亚入欧(美)”日本国家战略,通过对其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分析,进而尝试思考“东亚现代性”的问题。

  

  二、20世纪30年代世界政治秩序的重组与日本现代性叙述的产生

  

  最近,日本批评家柄谷行人通过重新解读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提出了一个观察世界现代史周期反复结构的分析模式。他认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由于对历史采取了“结构性”的分析方法,发现1848年革命到波拿巴登上皇帝宝座的过程乃是对60年前拿破仑通过法国大革命而当上皇帝的历史重演。受此启发,柄谷行人认为可采用60年一个周期的长时段视角来观察世界现代史的结构性演变过程。(参见柄谷行人,2004:1-37)由此可以发现从19世纪70年代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到20世纪30年代的晚期资本主义阶段,再到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新自由主义时期,世界现代史的变迁的确有一个大致遵循60年周期而变化的情况。另外,早在柄谷行人之前,沃勒斯坦也曾依据周期大循环的长期波动说分析过帝国主义的时代特征。他认为,如果说自由主义是有霸权国家存在的时期,那么帝国主义则是霸权国家走向没落,而新兴霸权国家还没有确立起来,正处在相互抗衡状态的阶段。此期间大约六十年,它基于经济循环的长期波动周期。(参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1998:1-34)

  在此,笔者介绍柄谷行人和沃勒斯坦两位学者的60年历史周期说,不仅是为了了解20世纪世界政治秩序和霸权结构变化与重组的历史结构,同时也是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思考有关现代性的论述与这种变化重组的密切关系。笔者注意到,以日本为例,其有关现代性的讨论往往是在世界政治秩序和霸权结构发生变动并影响到日本国家走向的时候,形成高潮或论争的。比如,下面要集中讨论的“近代的超克”座谈会就发生在二战爆发后不久的1942年;而1959年竹内好等思想家和学者重提这个“超克”的论题,正是在世界冷战体系迅速形成而日本国家面临着如何定位自己在新的世界格局中位置的时刻;1995年前后思想史学者子安宣邦对“近代的超克”所代表的日本现代性叙述展开激烈的批判,也正是在世界冷战结构的崩溃和日本昭和时代的终结促使人们反思日本现代化道路乃至国家未来走向的时刻。②

  1942年“近代的超克”座谈会的召开直接以1941年日本对英美开战即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为背景,但实际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出现了反思、批判现代性的思潮,如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运动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作家、艺术家和学者们对帝国主义时代之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以及后来出现的有关日本资本主义社会性质的论战(劳农派与讲座派之争),还有京都学派的哲学家和以《文学界》为中心的自由主义文学家等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等等。这种思想潮流当然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对现代性危机的反思有一种呼应的关系,但更深刻的社会背景在于20世纪20年代之后日本伴随着工业化的完成使人们获得了对现代都市生活的实际感觉,也由此产生了对“故乡消失”的感伤和对都市现代性的怀疑。而更为直接的政治背景则在于当时的日本正处在努力挤进世界霸权体系之中并参与其秩序重组的阶段,有关现代性讨论的出现亦是日本人定位自身并确认日本在世界史中之位置这样一种欲望的反映。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讲,也可以将这种现代性叙述视为在思想文化领域重建政治秩序和道德秩序的一种努力。

  沃勒斯坦所谓“帝国主义则是霸权国家走向没落,而新兴霸权国家还没有确立起来,正处在相互抗衡状态的阶段”,应该是指1914~1945年世界处于普遍危机和战争的时期。众所周知,这个时期中发生了史无前例的两次世界大战。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预告了欧洲之世纪的结束而传统国际关系中的势力均衡逻辑开始失去作用,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宣告了《凡尔赛条约》秩序的彻底失败并促成了美国霸权的诞生。而两次大战之间的二十年休战乃是一战后欧洲经济衰退和资本主义发生信用危机(1929年大萧条)的时期,同时也是世界政治秩序和霸权结构变动重组的阶段。其中,一个重要的趋势便是经济上的区域化和军事政治上地区性国家集团的出现。比如,20世纪30年代以后出现了以英国贸易形态为基础的英镑圈、以法国为首的金本位制国家集团、美国领导的美元集团和依赖于日本的远东日圆圈,以及独立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外走“一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苏联新经济体,等等。(参见ポール·ケネディ,1988)军事政治上谋求区域霸权并试图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国家,在欧洲有意大利和德国的出现。德国自奉行国家社会主义的希特勒1933年上台到1938年大战即将爆发时其势力范围的扩大达到了顶峰,不仅吞并了奥地利而且抢占了捷克的苏台德地区,从而使中欧成为德国的经济军事控制地带并迅速东扩;20世纪30年代的意大利则在法西斯主义领导者墨索里尼一党独裁下推行“协同组合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军备得到强化,开始积极干涉周边乃至整个欧洲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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