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仲泉:正确认识新中国发展的两个“30年”

admin 新鼎娱乐 2019-09-10 03:29:09 8987

  

  新中国60年的探索之路,有成功的欢悦,也有走入误区的痛苦,但是,历史的挫折由历史的进步得到补偿。总的说来,这是神州大地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60年,这种巨大变化说明,中国人民经过艰苦探索而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的光明大道。新中国60年可分为两个时期:从建国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29年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1年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简单地说,为两个“30年”。

  

  ■两个“30年”的辩证比较

  

  勿须讳言,这两个“30年”的历史发展有很大差别。邓小平对前“30年”有两个评价。一是从新旧中国对比角度,指出:“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我们的经济建设曾经有过较快的发展。”二是从总结经验教训角度指出:“从建国到一九七八年三十年的成绩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说都是成功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7页;第3卷第116页)这两个评价的侧重点不同,但对前“30年”的基调是肯定的。对于后“30年”,胡锦涛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对其取得的伟大成就作了全面阐发,勿须赘述。

  怎样看待两个“30年”的差别呢?应当注意两种倾向:一是将两个“30年”对立起来,或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或以前“30年”否定后“30年”;一是将两个“30年”简单地直线化,认为后“30年”是前“30年”的直线式发展,否认后“30年”对前“30年”有拨乱反正一面,乃至转折性发展。对两者作辩证比较,总的来说,前“30年”为后“30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后“30年”是前“30年”的历史延续、校正方向和创新性发展。

  

  首先,前“30年”为后“30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

  

  最重要的有三条:

  

  一是党和国家实际工作中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指出:“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的事业。”(《邓小平文选》第164页,第173页)四项基本原则是党领导中国人民艰苦探索富强中国之道的基本经验,作为一个整体,解决我们国家走什么道路、实行什么国体、由什么政治力量来领导、用什么思想作指导的大问题,是党立国、治国的指针,是团结全国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而不断奋斗的根本。

  

  二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文化大革命”是探索的严重挫折。在这10年间,冤假错案遍布域中,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的罪恶,罄竹难书。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尽管没有成为新中国发展的伟大转折,但在共和国危难之际挽救了党和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政治前提。

  

  三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所以没有成为后“30年”历史发展的起点,就在于提出“两个凡是”,基本上因循“左”的错误。1978年5月掀起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反对“两个凡是”,引发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十一届三个全会高度评价这场大讨论,不仅使党的思想路线实现从“两个凡是”向实事求是转变,而且为党的政治路线实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全面开放的转变开启了闸门。这样,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也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重要政治前提。

  其次,前“30年”为后“30年”奠定了制度基础。这主要指带根本性的初始基础,即后“30年”历史发展的主要根基。

  ——政治制度根基。一是作为体现立国之本的人民民主专政根本制度,在前“30年”有了牢固基础;改革开放清除“左”的错误后,不断得到完善。二是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前“30年”也奠定了基础,在后“30年”不断健全和完善。

  ——经济制度根基。前“30年”的公有制经济的绝对优势地位,为后“30年”改革,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那时的制度根基,不可能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包括建立和健全现代市场体系的各种经济制度改革。与此相联系,前“30年”建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也为后“30年”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奠定了重要物质技术基础。

  ——社会发展的其他制度根基。这包括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和社会建设等方面的某些基本制度和上世纪60年代前期制定的初步总结了新中国历史经验许多条例。同样,既是后“30年”赖以发展的基础,也是改革开放的基础。没有这些制度,后“30年”不能发展。不进行改革,也不可能有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新局面。

  ——国家安全和外交方针根基。在前“30年”,这方面受到“左”的影响少些,制度层面的基础更好一些。在后“30年”,不断与时俱进,经过改革和调整某些不合时宜的方针政策,这方面的制度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国家安全更有保障,国际影响更加扩大。

  

  第三,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是此前“30年”的历史延续、校正方向和创新性发展。

  

  这里有三个层次:

  

  一是历史延续。前“30年”既然为后“30年”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那么后“30年”就在此前提和基础上向前发展,将前“30年”已经提出、但没有做的事继续做。后“30年”无论发生怎样巨大的变化,都离不开前“30年”的前提和基础。

  

  二是校正方向后的历史延续。前“30年”,一方面建立了社会主义初步基础;另一方面又犯了长达20年“左”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给国家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后“30年”首先要拨乱反正,否定“左”的错误,使党和国家的发展路线回到正确方向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功绩就是实现了这一转折,才有“30年”巨变。因此,后“30年”的历史延续,不是简单的直线延续,而是巨大转折的延续。

  

  三是创新性发展的历史延续。后“30年”的发展,还有极大的创新性,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在实践上,开辟了以改革开放为鲜明特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理论上,形成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哲学上讲,后“30年”不是单纯的量的变化,而是有部分质变。因此,说解放前为旧中国,前“30年”是新中国,后“30年”为“新新中国”,就其所指是在前“30年”基础上发生的巨大变化言(不是讲社会的根本制度),这是一个很形象的说法。

  

  ■对新中国60年的历史经验可以从多种视角进行总结,这里根据邓小平提出的思路着重论列五点

  

  (一)凡是凯歌行进之时,就是坚持和创造性地运用实事求是思想获得的丰硕成果;凡是发生曲折和挫折之时,都是违背实事求是思想种下的祸根。用实事求是思想来概括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使之成为党的思想路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是毛泽东的一大贡献。它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各项工作取得成就的基本经验。新中国60年的历史也说明这一点。凡是凯歌行进之时,就是坚持和创造性地运用实事求是思想获得的丰硕成果;凡是发生曲折和挫折之时,都是违背实事求是思想种下的祸根;最后纠正错误、拨乱反正,还是要高擎实事求是思想才能回到正确轨道上来。

  建国后的头8年,在总的方面坚持实事求是思想,遭受战乱破坏的国民经济迅速恢复,新民主主义建设全面展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一五计划进展顺利,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邓小平说:建国后的前8年,我们搞得不错,政策是恰当的,发展是健康的。当然,在个别方面也有不实事求是的缺点。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党的指导思想逐渐违背甚至完全背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作风,“左”的错误越来越严重。邓小平指出:这“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8页)

  改革开放的“30年”,在总体上是高扬实事求是思想的“30年”。一是实事求是思想的内涵得到很大丰富和发展,被正式确立为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被视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二是创造性地运用实事求是拨乱反正和制定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直接思想之源。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分析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开始了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全面开放的转变历程。邓小平指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制定的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归根到底就是恢复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探索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取得的成就,如果有一点经验的话,那就是这几年来重申了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5页)因此,实事求是思想是新中国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获得辉煌成就的伟大指南。

  

  (二)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新中国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邓小平多次指出:我们总结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还说: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7页,第116页)“什么是社会主义”呢?最核心的是社会主义本质问题。过去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归根结底是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从上世纪80年代初始,邓小平就在思索这个问题,后来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这是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首次界定,纠正了过去长期的偏颇思维定势,特别是忽视生产力的错误观念,为明确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奠定了理论基础。

  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还包括没有认识到我们国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过去犯“左”的错误,就是“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9页)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党的十三大阐发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胡锦涛不久前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就是一切都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只有这样,才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理论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又一个创造性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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