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以制度为中心的历史发展观——现代化研究的新视野

admin 亚洲娱乐 2019-09-01 21:23:54 9928

  

  很多国家现代化尚未完成,就被卷入了全球化。其实,无论是现代化还是全球化,和人类过去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一样,说到底都是一个如何发展的问题。于是,总结发展的经验和模式就成为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其它相关学科和交叉学科的一个永恒智性课题。但是,学术界对这一课题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认识。同时,在政治层面上,关于发展模式的争论也成为世界各国政治政策冲突的一个焦点和各国国内政治派别政见分歧的重要原因。在发展模式问题上达成共识将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课题,本文并不奢望实现这样宏大的意图。本文所要做的是表明这样一种主张,即:在思考和总结人类政治发展与历史变迁的经验性,心中首先应该有制度的观念。

  制度难道不重要?恐怕没有多少人会否认制度的重要性。基于新制度经济学对西方世界兴起的研究 和制度变迁的历史,我们认为,从两千年前东方的秦帝国和西方的罗马共和国以至今天的世界诸大国,一个国家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组织政治、经济、技术和文化的形式决定的。因此,在观察世界历史尤其是各国现代化进程时,必须对制度的作用给予充分的重视。

  在政治学的知识范围内,制度像一条蜿蜒的长河,由源头贯穿而下。从亚里士多德以至洛克、孟德斯鸠等,其思想精髓虽多为规范性内容,但却隐隐以制度作为规范性内容的载体;或者说,他们在讨论制度框架的灵魂。第一个对制度进行思考并产生持久性影响的著作就是马克思的《资本论》。 然而,从上个世纪的50年代到80年代,热衷于研究微观个体行为的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和以研究微观组织活动为主的理性选择学派的宰制,使得政治学几乎忘记了自己的本来传统与职责,即研究政治制度变迁的动因和模式是什么。政治学领域中的制度研究沉寂的同时,历史学领域中的现代化和制度变迁研究却取得了不菲的成就。

  伴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崛起,政治学开始重新检视自己的发展历程和发展模式,制度重新成为政治学的核心语汇。美国在80年代中期第一次将新制度经济学系统地引入政治学的研究后,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成为政治学科研究的主要范式。有学者认为,严格方法论意义上的政治学科流派只有三种,即行为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 由此可见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美国的影响力。

  近年来,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有学者将这些研究成果划分为众多流派,如规范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经验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利益代表制度主义和国际制度主义。 其中三个影响较大的流派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主要用于分析组织内的活动,它假设政治过程就是在制度的约束下、理性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其最终结果要由偏好选择所决定;社会学制度主义主要研究人与组织在文化上的关系,研究为什么有些组织要采用特定的制度形式、程序和符号,它认为社会组织的设立不仅是功能主义的需要,更是价值观和合法性的体现;历史制度主义主要用于分析重大事件的变迁,它强调的是历史本身和制度对于政治过程的作用。

  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中,不同流派的区分是显然的,各自的功用也不容质疑。但是,历史现实却是一个综合体,历史现实本身无法由纯粹一种流派的理论来解释。组织内部的个体利益偏好会对历史变局产生影响(这是理性选择学派关注的方面),否则就不能理解在社会转型期对一些人所共知的问题无能为力的现象;同样,制度的有无和制度的形式同样会对历史变局产生重大影响(这是社会学制度主义关注的方面),否则就不能理解新型组织的缺失对于近代中国第一次自强运动失败的重要影响。因此,偏好方法论的学者对于制度流派的所做的过于细致的区分反倒会成为一种作茧自缚。其实,新制度主义诸流派存在相互融通的余地,也不应该相互分裂。因此,我更愿意用“制度范式”这样的术语来构建一种政治理论和历史发展理论,而不愿意介入流派的分歧和争执。 事实上,本文也无法统合上述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诸流派,尽管从文中可以找到理性选择学派和历史制度主义的核心术语。

  我国政治学界对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主要文章有所译介, 借助于制度经济学进行的理论创新也逐渐开始, 运用新制度主义进行的中国政治经济关系应用性研究成果正在出现。 但是,总体而言,我国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基本上还处于梳理和评论阶段, 尚未形成自己成熟的新制度主义理论。而在经济史学和历史研究中,新制度主义的运用更有待进一步拓展。

  本文试图借鉴前人有关研究成果,在世界历史(尤其是现代化以来的世界历史)背景中,探讨制度为什么是重要的,提出研究现代化途径的制度范式,并以现代化开始以来主要国家的发展历史对制度范式加以验证。

  为了证明制度范式的解释力,本文首先简单地梳理有关现代化的研究方法。

  

  一、现代化研究的若干方法

  

  现代化研究是西方社会科学20世纪60~70年代的热门话题。其后,虽然全球化研究日益汹涌,现代化研究却并未受到冷落。由于发展时差的原因,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始于80年代,并于90年代中期到达高峰。

  在现代化理论大师亨廷顿看来,作为政治发展的现代化研究,其主要途径有体制--功能法、社会过程法和比较历史法。体制--功能法的核心是研究功能如何维护政治和社会体制的平衡,它主要是详细描述不同类型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模式,而不是描述一个体制向另一个体制变化的不同类型,因而其弱点是不能有效地用于观察体制的变化。同时,在美国历史学家布莱克看来,只注意政治和社会变革,事实上是把经济增长视为当然。 社会过程研究法不是从政治和社会体制的概念出发,而是研究作为社会的某个部分(诸如工业化、城市化、商业化、文化变化、职业流动等要素)与现代化的关系,其不足是对政治重视不够。比较历史法比上述两种方法折中一些,它以经验为出发点,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社会的演变进行比较,其不足是理论强度不够。 尽管有解释力上的局限性,上述方法的鲜明性并没有时代的演进而褪色,痴迷于某种路径的研究者很难摆脱研究路径上的依赖和惯性。比如,1998年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的《国富国穷》,以社会进程中的文化因素而解释国富国穷,被赞美为“新国富论”。 但是,兰德斯不能解释为什么儒家文化在不同的环境中产生不同的经济绩效、为何同一个英国人在中国和在英国的行为方式会不同。

  在指出上述研究方法的成就和不足之后,亨廷顿提出了自己的政治变迁理论。在亨廷顿看来,现代化应该集中于下列组成部分的变化以及某个组成部分变化与其它组成部分变化之间的关系:政治文化、政治体制、社会力量、领导人与领导集团、政策类型。通过对这些因素的动态的研究,就可以得出一个国家变化的过程和类型。 亨廷顿政治变迁理论的核心概念是由所谓的适应性、复杂性、凝聚性和自主性所构成的制度化,其目的在于论证政治稳定,认为不管任何类型的制度化,都是有利于维持现代化的。 但是,亨廷顿自己描述的民主的“第三波”证明,所谓“制度化就必然带来稳定和现代化”的理论是不成立的。 作为一个系统的国家,并不象一台机器那样简单。机器的要素是各个部件,只要设计合理,精心维护,机器就能像预期的一样运转。而国家的主人是人,而有思想的人显然不同于机械的部件。

  更重要的是,和其它研究法一样,政治变迁理论忽视了一个国家的重要因素即经济体制的类型与国家发展的关系。我们知道,构成一个国家的基本生活领域就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经济体制与政治发展的关系被忽视,显然是受那个时代社会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只有形成了全新的政治经济学,经济体制类型之于政治发展的关系才能得到充分的重视。

  中国的现代化研究丰富了现代化理论。在中国,现代化研究的主要路径应该是罗荣渠先生提出的以生产力为历史发展中轴的一元多线发展观,在中国,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新政治经济学还只是经济学家的专利,以新制度经济学为核心的新政治经济学尚未延伸到政治学和历史学领域。因此,基于可以理解的背景,在中国的现代化研究中,经济因素对于现代化的作用被认为是决定性的,尽管罗荣渠先生本人和其他研究者后来也注意到非经济因素对现代化的影响。

  其实,尽管现代化研究者不能享受新政治经济学之利,和中国的研究者一样,关于经济因素与现代化的关系的研究在上述研究法中并非不重要。无论是亨廷顿所扬弃的体制--功能法、社会进程法和比较历史法,还是他自己的政治变迁理论,以至我们熟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说到底都是社会进化论范畴,即研究国家制度和人类社会如何由低级向高级、由传统向现代的演变。在这种社会进化论式的研究框架中,或许是由于对贫穷和灾难的恐惧而生出对社会福利的渴求,经济发展以及技术进步一直都是现代化进程的主题,事实上,西方流行的经济增长理论就是将技术变革当作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正如布莱克所说:“最为常见的一种解释方法也许是把经济增长看作社会变迁的主要根源,并将其它任何事物都与它联系起来。”“还有一种抱负更大但也更冒险的方法则试图全面叙述科学和技术革命对人类活动的一切方面产生影响的全过程。” 在这类研究中,既有在历史学界和国际关系学界非常流行的保罗·肯尼迪的观点,即大国兴衰中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决定论,还有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吉尔平所强调的霸权轮替过程中的技术决定论 以及西方经济增长理论。

  关于经济决定论的问题,罗荣渠先生指出:“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经济形态等的理论分析,都是集中在经济层面研究社会与历史发展的问题上(从马克思主义看,这是最重要的层面),但即便为了深入地阐述经济层面的发展而不陷入片面性,单靠经济层面的孤立分析也是不够的。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对非经济因素的研究一直是非常薄弱的,而在复杂的历史中,非经济因素对历史发展的影响,绝不是仅仅用上层建筑对基础的反作用可以概括的。”

  进一步说,谁都不会否认经济增长对社会变迁的影响和技术革命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但是,经济增长和技术革命是当然的吗?和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一样,我们习惯性地、几乎不加思考地认为技术变革导致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会导致国家的现代化。这样,我们就忽视了自己的历史和生活中的常识:为什么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即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没有对经济增长作出任何贡献?为什么在我国的计划经济时代那么多的科研成果不能转化为生产力?为什么在技术条件不变的条件下,邓小平推动的土地制度的改革使粮食产量迅速增长?为什么苏联在长达5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以后在1970年代中期突然停滞并最终解体?就西方的历史而言,新经济史学的研究也证明,在1600~1850年间,世界航海运输业中并没有发生用轮船代替帆船之类的重大技术进步,但是这期间海洋运输的生产率却有了很大的提高,原因是什么呢?诺思认为,这是由于海洋运输变得更安全和市场经济变得更完全,因此,船运制度和市场制度发生了变化,从而降低了海洋运输成本并提高了海洋运输的生产率。诺思的结论是,在没有技术革新的条件下,通过制度创新也能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诺思的结论同样适用于我国最近的经济改革。

  基本的结论应该是:经济增长和技术革命只是增长/变化本身或者说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增长/变化的原因。经济增长和技术革命的原因是什么?这些不是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所能回答的,也是保罗·肯尼迪和其他新现实主义者无能为力的难题。

  总之,无论是文化决定论下的“国富国穷论”,还是经济决定论下“大国兴衰论”,还是技术决定论下的“霸权轮替论”和经济增长理论,以及其它的总结现代化成败的理论成果,其不足说到底是忽视了人类赖于存在的制度结构以及制度结构下的制度绩效。尽管体制/功能理论也在谈论政治和社会制度,但其对经济增长原因的忽视决定了理论残缺性;尽管亨廷顿的政治变迁理论中的五大层面涉及了制度问题,但是由于其目标是制度化的稳定而不是制度化所带来的制度绩效问题,同时也忽视了经济制度,也就难于解释不能现代化中的国家的兴衰和发展的快慢。因此,必须用新的途径来解释和理解世界现代化进程甚至是更早的历史。这就是本文要提出的以制度为中心的社会发展理论。

  

  二、制度很重要

  

  在构建解释历史发展的制度范式之前,必要的工作是理解制度的重要性。而要认识制度的重要性,首先需要知道制度的起源和国家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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